二天来，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以新闻报道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的索赔事件沸沸扬扬。由于众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使得该事件已经超出了普通经济新闻的范畴，而变成了一条爆炸性的社会新闻、甚至是具有黑色幽默的娱乐新闻。

　　纯粹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看，《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广东的工厂存在工作

　　但是，富士康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愤然而起，不仅向记者提起上诉，而且还提出史上最牛的天价索赔，这等于给原先的负面报道延续创造另一个负面报道的索材，无数原先作壁上观的媒体的兴奋点一下子被提到了高点——铺天盖地而来的新闻追踪使“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报道一下子名扬全国，许多原先并不关注、抑或说关注度并不高的公众现在都将眼光投向了富士康。

　　在一个媒体为王的时代，企业的失误容易在媒体舆论的放大镜作用之下，被无限放大，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将对企业及品牌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富士康在不理解中国媒体舆论环境的情况下，与媒体强势对立的结果，必将使其陷于更深的舆论旋涡之中。

　　正确理解媒体的立场及舆论传播的特点，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2005年以来，许多企业与富士康一样，由于对某一篇负面报道处理不当，最终深陷危机事件与舆论压力的泥潭之中，这与企业未能把握媒体的传播特性，缺乏正确的舆论引导有重要的关系。

　　媒体舆论的负面传播的特点不仅是传播快、转载率高、受关注度高，而且受关注高的危机报道会让媒体对企业以前发生的所有危机事件重新感兴趣。富士康在起诉第一财经记者之后，其他同仇敌忾（或者说高度兴奋）的媒体便将富士康在台湾的几年前发生过的危机事件及“丑事”进行全面曝光，这等于将新伤旧伤一起拿出来重新过场一次，媒体舆论的惊人负面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正确理解中国媒体的立场及舆论传播的特点，才是任何一家企业预防危机、化解危机的重心所在。富士康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充分把握住中国媒体舆论传播特性有三方面的特点：

　　一、媒体舆论对信息透明度的追求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是企业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同时，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以及对信息了解的欲望也是媒体报道的重点之一。同时，企业知名度和透明度之间的落差，就是各种传闻、谣言、猜测以及妄加评论滋生的土壤。如果企业不能把握知名度与透明度之间把握好平衡关系，就会造成各种媒体舆论导向的失衡，各种负面的猜测与报道会严重损害企业形象。

　　富士康在受到批评之后，公众都想了解实际情况，但可惜富士康没有抓住此机会，向公众坦陈企业的实际情况，赢得社会的谅解，反而强硬对抗外部媒体，使得各种猜测四起，企业其他方面的各种矛盾也被媒体大肆挖掘出来，对企业形象起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媒体舆论的传播突破口　

　　对中国媒体舆论传播的特性理解不足是许多外资企业的软肋。外资企业由于其广泛的影响力、超国民的待遇，当出现小的危机事件时，总是想着媒体并不敢轻易曝光，但如果企业没有及时进行媒体管理及舆论引导，随着事件的推移及演变，小小的危机事件可能很快被放大，当年“驴拉宝马”、“怒砸大奔”两个典型危机事件的发生就最好的例证——只要一旦找到舆论突破口，原先对事件采取观望态度的媒体，会立即群起而攻之。一家开头，其他紧着相随，星星之火即刻成为燎原之势。富士康的危机事件之所以从管理失误层面上升演变成对企业的重大信任危机，这可以说就是众多媒体找到舆论缺口，不断推波助澜的结果。

　　三、媒体的盲从心理与公信力　

　　由于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舆论监督的角色，绝大多数的民众也相信媒体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媒体在民众心目中有很高的公信力，一旦媒体的舆论导向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时，纵使错方并不完全在企业，这时企业也是百辩无言。

　　中国媒体立场尽管有时存在盲从心理，但公信力很高。对于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媒体的定调是权威的、客观的，媒体的立场是代表着民众利益的，媒体眼中的企业或产品是好是坏，在潜意识上对民众的看法有决定性影响——在当下富士康与第一财经的对峙中，虽然事实真相仍有待法律的判定，但是，强大的媒体舆论谴责声却已将富士康的声音掩没，民众意见也是向着媒体一边倒。　

　　对于富士康来说，要化解当下的危机就必须在对媒体舆论传播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在实际行动迅速反应，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沟通会、邀请政府部门、相关人士、第三方机构举行座谈会甚至参观工厂，与工人进行座谈，从舆论的源头入手，切断对负面的媒体舆论进行澄清、解析、堵截、转移焦点，争取时间调转媒体的注意力。

　　在一个媒体为王的时代，企业要么引导媒体舆论，要么被媒体舆论所控制。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正确引导媒体舆论与出色运营企业一样重要，只有务实与务虚双管齐下，才能保证企业沿着既定的轨道良好的发展。